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2000年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60歲以上老人1.29億，占總人口10.46%；2015年60歲以上老人達到2.22億，占總人口的16.1%，15年中增長近1億老年人；預計2025年將突破3億，占人口20%。

　　10月31日，在全國老齡委主辦的“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老齡工作重要講話精神高層論壇”上，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紹，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老年撫養比（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超過17.5%后，老年撫養比每升高一個百分點，人均GDP會下降0.2個百分點。“2020年左右我國老年撫養比將超過17.5%，那時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將進一步顯現。” 王培安說，2010年到2030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受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將下降2.2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2.22億老年人中近1.5億患有慢性病，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近4000萬，完全失能老年人近1000萬人，功能減退同時患有多種疾病問題，將進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健康服務需求和家庭負擔。

　　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多，養老似乎變成沉重的社會和家庭“包袱”，但在相關專家們看來，人口老齡化并不代表著社會老化，老齡化社會在帶來嚴峻挑戰的同時，也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夕陽無限好，“銀發經濟”大有可為潛力無限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國家GDP增速6.7%，是這幾年中最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教授表示，過去我國依靠便宜勞動力、靠生產性部門擴張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現在已經走到盡頭了。而我們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生活服務都是供給不足的，未來經濟轉型應該轉到服務產品的提供上，讓為老年人提供服務變成國家經濟增長的一部分。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張世平表示，從經濟上看，我國是全球老齡產業市場潛力最大的國家，潛能目前并未完全釋放，包括養老產業的健康服務業產值僅占GDP的5%，美國這一比例為17.6%。據預測，2014-2050年，我國老年人的消費潛力將從4萬億增至106萬億左右。

　　最近還有報道說，老年人使用的紙尿褲總銷量已超過了孩子使用的紙尿褲銷量。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洪大用教授認為，應適應老年人的生活消費需求調整產品供給，調整政策，增進老人福利，進而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在這個意義上講，不管是老年人的住房、醫療、日常消費、精神生活的滿足，都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機會，也提供了巨大的社會需求”，可以把它看作是促進經濟發展、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的一個重要機遇。

　　應對普遍少子高齡，應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指出，日本也是高齡化國家，但日本情況和中國不一樣，日本有一部分家庭有多子女，中國目前95%以上都是少子女的家庭，“在普遍少子高齡化的情況下，政府不應當包干，無論是資源還是人財物都是很難供應的，促進老齡事業的社會化應是當務之急。” 鄭功成說。

　　鄭功成建議，公辦養老機構都應該社會化。“應扶持大量社會組織、慈善組織興辦養老，用少量公共資源的投入引領社會資源投向養老領域。現在政府很多部門都在采取措施，比如住建部門、國土部門為養老機構提供土地劃撥，其實更應該強調對廢舊房屋的利用。日本一個養老機構如果要改造廢舊房屋，政府負責40%以上的重修費用，為什么？這樣日本寶貴的土地資源不會被浪費。所以在土地供給上要讓位于對廢舊房屋的利用上，否則建的養老院越來越多，空置的床位也會越來越多，還浪費了大量土地資源。”

　　鄭功成還建議，應完善政府購買服務的機制。鄭功成到香港、臺灣調研時發現，政府并不辦養老院，而是購買養老服務。“要有優質的養老機構，政府才會向你購買床位”，鄭功成說，政府購買服務在養老服務業中可以說大有作為，它能夠精準地引領和示范。

　　長期照護保障，不能大包大攬要分失能情況對待

　　“人口老齡化造成的最大經濟壓力其實不是生活費用，而是醫療費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唐鈞介紹，從2010年—2015年，退休人員增加了27%，醫療保險費用增長了130%。醫療總費用2000年是2萬億，2015年是4萬億，增加了100%。

　　有一個說法，一個人一生的醫藥費可能70%是用在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但是美國的斯皮爾曼和盧比茲的研究表明，其實在最后花的錢也不是在醫療上，醫療已經不可能治愈了，大部分費用都是花在了護理上。

　　而進一步研究發現，與臨床護理相比，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生活照護。所以在發達國家，首先把護士工作中的一部分叫做基礎護理，就是日常生活照顧；然后又把一些不是為了治愈而是為了延緩病情和生理機能衰退的也劃出來了，這兩塊放在一起就是長期照護。

　　長期照護保障的對象是“失能老人”，這已成為社會共識。導致老人失能至少有三個方面原因：疾病、認知障礙、生理和精神的機能衰退。預測到2020年，我國失能老人會達到4200萬人。唐鈞將這些老人根據失能程度用三個同心圓劃分開來：

　　最里面的小圓圈是“完全失能”老人，大概666萬人，占老年人總數的3%左右。完全失能老人最簡單的表現就是癱瘓在床，連自己的親人都不認識，這部分人是首先要給予照護保障的。

　　中間的圓環是“部分失能”老人，大概666萬人，占老年人總數的3%左右。這部分人表現為自己洗不了澡、出不了門等等。

　　最外面的大圓圈是缺乏“社會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老人，約1110—3330萬人，占老年人總數的5—15%。這部分人表現為出去買東西不行、坐車不行等等。

　　唐鈞說，其實這三個圈是有差別的。“我們應先抓住中間不到3%的老人的長期照護，有余力的話再從中間這部分往外延伸，但一定不可以把所有這4200萬失能老人統統包下來。日本、德國就因為“包得太寬了”，已經出現了財政緊張。所以我們一定要分別處理，這三個層次的失能老人，要采取有差別的長期照護方案：以全國統籌的社會保險性質的長期照護保險，來滿足完全失能老人的需要；以地方負責的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來滿足部分失能老人的需要；以商業保險作為輔助手段，來貫穿始終。”

　　從全生命周期設計，開發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資本

　　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教授認為，僅僅調整對老齡人的政策也不足以全面應對人口老齡化。人生不同年齡階層是相互關聯、一直重疊的過程，只有將各級發展的各個階段和人口居住的各個層次聯系起來考慮，才能夠夯實老年社會這個政策設計的基礎。

　　從預防醫學的角度，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是由年輕時候的健康狀況和生活方式所決定的。

　　我國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教授認為生活方式決定了人口健康的60%，環境因素決定20%，一個人的基因或者其他治療，一共只對整個人口老年健康起了不到20%的作用。因此要想解決老年人的健康醫療保健問題，實際上更要通過對年輕人的健康投資和對年輕人、中年人，包括全生命周期生活方式的轉變，晚年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能力其實取決于早年生活的治理。

　　老齡政策也應從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考慮設計，需要各個不同世代人口的代際利益有所均衡。比如中國年輕人的教育支出很多錢，但是老年人花的錢很少。但是在日本、歐洲，年輕人教育花費很多，老年人教育消費也非常多。所以從生命周期的角度來說，希望每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每個時間段創造的財富都要超過其消耗的財富，這樣才能有再生產和積累。

　　彭希哲說，隨著人們壽命的延長，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儲蓄和消費傾向，這將是第二次人口紅利。未來人口老齡化，不僅會帶來第二次人口紅利，也會提高第三次人口紅利，即可以將老年人身上大量的人力資本充分得到開發和利用。實際上，人到退休時，人力資本還在，可能反應會慢些，但是知識結構還在，社會資本還在，這部分資源如果能被很好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會彌補現代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為社會進一步創造福祉。（記者 楊娜）